国产电影的“幼稚病”又回来了

中国电影好像从6月底开始就没有库存了。

一部《中国医生》苦苦支撑着票房大盘。

新近的院线片,不免让人感叹年轻演员们的信念感真强。

很多人没意识到,94年生人的彭昱畅,今年已经27岁了。当他一边掀起校服给心仪的女孩挡雨,一边喊出土味情话“除了我谁都不可以泡你,雨水也不行”时,观众们心里五味杂陈。

没淋过雨的青春不叫青春,凡青春片必淋雨。是熟悉的配方。

再看《二哥来了怎么办》,男大学生和高中女学霸在家里玩“小猪猪我爱你”。

都是青春期的人物,却没有一点真正的矛盾冲突,太可怕了。

《小时代》式的“倒错性幼稚病”又回来了。

重返“倒错性幼稚病”

他们的问题,就是剧作在心理年龄层面的“小”。

它们并非拍摄了低龄人群的故事,但它们都是用低龄心态拍摄而成的。

这两部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由青少年群体构成的“低龄化世界”,更表现出建构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低龄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些影片都有一种高中生/大学生扮演小孩子的“倒错性幼稚病”倾向。这种病的主要特征就是撒娇、任性、自恋、盲目自信。

这一点上《二哥》最为典型和夸张。影片中的大哥杨听风(胡先煦 饰)是大学生,小妹杨听雨(邓恩熙 饰)是高中学霸,但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感情逻辑却极端低幼。

比如妈妈和继父不在家,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,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;再如兄妹俩会为了抢吃的吵三个小时;妹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开始哭哭啼啼;乒乓球比赛时打赌,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;帮李圣(郑伟 饰)买炸鸡,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……

一个重组家庭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所作所为,10岁儿童看了都羞愧。

而父辈人物呢,全是工具人,为青少年们制造矛盾冲突。甚至大多数情况下,父辈一代的人物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,也体现出他们心理层面的不成熟不健全。

比如《二哥》的高潮,重组家庭的父母因前夫借钱而爆发了矛盾冲突,于是继父就随口说“离婚!”,妈妈就开始哭。解决方式是三个孩子故意把水管打开,把家给淹了,爸妈竟然被逗乐了,全家人在雨中paly起来。矛盾随着雨水消失了,这可是影片最高的矛盾冲突啊。

《二哥》的核心议题是有三个孩子的重组家庭,但电影里一度离谱到,妈妈的前夫,叔叔的前妻,都找上门来,于是四个成年人、三个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。

这可太像是儿童对重组家庭的单纯想象了。

重组家庭的议题,有那么多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可以挖掘。比如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,朱朝阳的家庭就是“重组家庭”的一种表现方式,而电影《我的姐姐》又是“重组家庭”的另一种表现方式。

观众从“重组家庭”题材的电影里到底渴望看到什么?其实,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关系。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微妙的关系中,看到与自己共通的委屈、嫉妒、愤懑,或者是理解、感动、和解,观众才能共情。《我的姐姐》提供给我们的,不就是这些吗?

另一种“幼稚病”体现在人物关系的“小”。即人物关系/交际空间的微缩化。

两部电影都有明显的架空现实的倾向。在这两部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任何现实生活的毛边与痕迹。

《燃野》的核心人物是高三学生,但影片把高三学生的活动空间抽离为一种封闭结构,完全无关学业,无关未来,无关迷茫,无关成长。

从以上意义上说,他们又重返了《小时代》系列的风格——某种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心理抚慰的“奶嘴电影”。这些青少年虽然身体上已经成人,但心理上还处于青春期,对成人世界有着害怕和拒绝,因而电影也就拒绝书写(或者说是不会写)真正的、真实的矛盾冲突。

青春片退回起跑线

“漫画化”和“歌舞片”都不是真正的问题,本质上还是叙事问题。

“漫画化”“夸张化”不能遮掩故事的空中楼阁;

而只要故事差,国内市场对什么接受度都低,歌舞片小众不是理由。

退一步说,国产电影的“叙事危机”其实并不是骤然暴露的问题,一直就是个显性的“慢性病”。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青春片都是“叙事危机”的重灾区。

纵观近十年的国产青春片,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别。

第一类是以《致青春》为代表的、拉开“青春片”作为一种商业类型帷幕的“校园青春片”。

这类影片在影像上拼贴时代符号,主题上怀念校园青春、批判成人世界,主要对接80后、90后一代,贩卖疼痛青春——“堕胎+车祸”就是表达这种疼痛青春的最典型的影像化桥段。但在类型探索过程中由于过度迎合市场,而内容同质化、套路化,导致观众审美疲劳,市场渐趋遇冷。

第二类是以《闪光少女》《快把我哥带走》等为代表的“亚文化青春片”。

这类影片以展现青年亚文化为主,与95后、00后精准对接,追求清奇活泼的风格,无意贩卖疼痛青春,更无意深入探讨现实社会问题。

第三类是以《七月与安生》《狗十三》《过春天》《少年的你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等为代表的“现实主义青春片”或者说“社会派青春片”。这类青春片将原生家庭、水客走私、校园暴力、绝症患者等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的个体成长相连接,力图在银幕上呈现出颇为深刻的社会议题,以及粗砺的现实质感。

这类青春片中的青少年形象,也不是原子化的,而完全是向社会关系敞开的,他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封闭在校园。所以,这类青春片非常有压缩、弱化校园部分的倾向。当然了,像《少年的你》这类本身以校园霸凌为议题的影片除外。

本来,随着第三类青春文本的出现,国产青春片已经从同质化的“幼稚病”,步入“类型叙事+现实融合”的升级阶段。

即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类型突破,将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真实成长历程相连接,从家庭和社会的场域中重新解读青春成长,重新阐释年轻一代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。内容和主题因而也从单一走向多元,拓宽了表达路径和内容深度。

青春片一夜回到解放前。(尽管《二哥》,严格来说是家庭伦理片定位)

其实两部电影,在选材上本来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挖掘。

《二哥》前作《快把我哥带走》的成功之处,在于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兄妹情叙事,反其道而行之地塑造了一个贱兮兮的哥哥。但这个贱兮兮的哥哥背地里是消化了所有负面的东西,然后转化成正面的能量。所以,这个哥哥形象一开始有多讨厌,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。

假如《二哥》能够真正延续这样清奇的哥哥形象,同时融入“重组家庭”的亲子关系、手足关系的矛盾问题,那局面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遗憾。

再回到《燃野》,电影里的主要角色,没有一个是如意的。电影想要探讨的,也正是如何面对“站不了C位”的平庸的、失意的人生。

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又深刻的主题,有很多经典的文本。

比如《百万美元宝贝》,比如《百元之恋》,甚至比如《洛奇》,这三部电影讲了同样的一个简单道理,不求赢得比赛、不求站上C位、不求获得鲜花与掌声,只要勇于挑战不可能,突破自己就可以。所以这三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没有很美好的结局,但他们努力的过程却让人心潮澎湃。

将拳击梦想换成舞蹈梦想,也是同样的道理啊。

如果说《燃野》有什么戳人之处,那就是电视荧幕角落里的妈妈。

舞台边缘伴舞的妈妈,才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真相啊。可小黄父亲却宁愿捏造一个大明星的妈妈。究竟是谁,看不起在舞台边角做伴舞的亲妈呢?只有在“明星妈妈”的幻象指引下,才能为梦想奋斗吗?

青春成长过程即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,青春成长总是伴随失望与伤痛,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,才能够有让观众共情的可能。

好哭不是国产电影的财富密码

共情和类型才是

行业内一片嗟叹。

毕竟整个七月份就是这个样子了,非常低迷。

于是有评论复盘上半年甚至更久一些的院线电影,认为“好哭”可以解锁国产电影的“财富密码”。比如,从《你好,李焕英》甚至包括《我的姐姐》的角度来看,观众得哭才行。

其实,笑,行;哭,行;燃,也行。但笑、哭、燃都不是票房密码。

真正的票房密码,有两种。

一种就是做标准的类型片。什么是标准的类型片?首先就是故事简单清晰,最好就是一条清晰的主线,一位主人公,一个清晰的欲望目标,比如可以参考《药神》《战狼2》。其次,是要有突出的娱乐元素,比如战争、探案、动作、喜剧等场面。

为什么《1921》和《革命者》两部大片的票房表现如此?很简单,因为这两部电影都不是标准的类型片。它们都没有一条简单清晰的叙事主线,更没有足够的战争、动作等娱乐性场面。可以对比《战狼2》《红海行动》《湄公河行动》等等。

从本质上说,不是主旋律题材本身的问题,还是怎么操作的问题。

毕竟,拍摄初衷和任务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《1921》不可能拍成好莱坞的《1917》

另一种是类似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我的姐姐》,走剧情片路线,要求是一定能将观众的情绪痛点,有效转化为人物设定、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,以达到让观众共情的目的。

《你好,李焕英》是讲和解,《我的姐姐》是讲痛点,互相弥补,两部电影都能找到与当下观众的情感接口。

所以,反观《燃野》和《二哥》这类架空现实的“漫画式”风格,它就是没办法与观众对接的。

我们不担心主旋律影片不再灵光,只要再复制《红海行动》《战狼》系列就可以;

我们焦虑的是,不走类型片的普通剧情片一类,假如找不到观众主体的笑点、痛点、焦虑所在,市场的残酷只会被进一步放大,最终让这些影片过早退场。

【文/洛神】

The 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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